梁武帝的用人之道：虚职给士族，实权给寒门

发布时间：2025-04-05 04:31:26 来源：动态速递网 作者：恬静

东晋南朝的二百七十年期间，统治时间最长的要算梁武帝萧衍（464—549，在位502—549）。这些朝代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中，比较有所作为而且具有特点的，也要算梁武帝。自从317年东晋南渡，形成汉族政权的南朝与各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相对峙局面以后，到589年隋灭陈，在南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各个方面，梁朝的五十年可以说达到较高的发展。萧衍之死，就标志着梁朝的灭亡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”。因为简文帝受制于侯景，元帝僻处江陵一隅，历年都极短促。萧詧成为北周附庸傀儡，亦不足论。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，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，四十年后北方吞并南方的局势，这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。梁武帝及其统治时期的历史，在东晋南朝历史中，是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。 （影视剧中的梁武帝）梁武帝的统治，和宋齐相比，有它的特点，主要表现在处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物的关系上。概括起来，可以分成三方面考察。第一，如何对待前朝皇帝和宗室。萧衍与以前的王朝采取的态度、措施，有同也有不同。刘裕和萧道成篡夺政权以后，都很快就杀死前朝让位的皇帝，以绝后患。前朝的宗室，也都遭到屠戮或排斥。萧衍受禅以前，拥立傀儡齐和帝宝融时，就杀死了自命为东昏侯宝卷继承人的湘东王宝晊，和他的兄弟江陵公宝览、汝南公宝宏。接着又杀了齐明帝其他几个儿子邵陵王宝攸、晋熙王宝嵩、桂阳王宝贞。鄱阳王宝夤逃往北方。只有谢沭公宝义由于哑巴残废而获免。受禅以后，本来准备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徙宝融为王。但听了沈约的一句话，“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”，于是处死了宝融。这一系列作法，和刘裕、萧道成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 另一方面，萧衍因为和萧齐同宗，利用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位，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后裔这件事，在自己消灭萧鸾一支以后，对萧道成的嫡系子孙萧子恪等进行分化，采取了不仅宽大为怀而且极力拉拢的态度。萧子恪兄弟十六人，都在武帝朝廷上担任了大小不等的官员，发挥了他们的才能，和萧鸾一支后裔的处境，形成鲜明对照。推翻齐朝之初，萧衍就对萧子恪说：“我政言江左以来，代谢必相诛戮，此是伤于和气，所以国祚例不灵长。……齐梁虽曰革代，义异往时。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，宗属未远。……且建武（齐明帝年号）屠灭卿门，致卿兄弟涂炭。我起义兵，非惟自雪门耻（指兄萧懿被东昏杀害），亦是为卿兄弟报仇。……且时代革异，望卿兄弟尽节报我耳。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，不取卿家天下。”又使人传语：“我今日虽是革代，情同一家。但今磐石未立，所以未得用诸郎（指子恪兄弟）者，非惟在我未宜，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。但闭门高枕，后自当见我心。”所谓磐石未立，当指草创伊始，萧衍本身的宗室尚未建藩封国。萧衍的这番话里，有出于策略进行分化拉拢安定人心的成分，也有坦白推心以诚相见的成分，这就和刘裕、萧道成对待东晋刘宋宗室的情况大不相同了。推原其理由，是因为萧衍对于自己新王朝统治的巩固抱有充分信心，不怕前朝宗室造反，才能如此。而萧衍的信心，又来源于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。这里可以把萧衍的梁朝和以前的王朝作一比较。曹丕、司马炎篡夺政权后不杀旧君，因为曹操公元195年掌握汉献帝，到曹丕代汉，已经二十多年。司马懿从公元249年高平陵事件掌握大权，到司马炎代魏，也有十五六年。在这过程中，异己势力已消灭殆尽，新王朝的统治比较稳固，力量远在被推翻的旧王朝之上。刘裕从公元404年灭桓玄起，到420年夺取政权，虽也有十五六年，也不断消灭异己。但情况有所不同。刘裕出身低微，不但不能与高门司马氏比，也不能和先世当过太尉的曹氏相比。因而他多次北伐，以提高声望。不过他不能无所顾虑，要防止士大夫们拥司马氏复辟。两晋延续了一百五六十年，仅东晋即达一百年，宗室繁衍，到晋末还拥有一定力量。如司马休之、司马楚之等起兵反抗刘裕，失败后逃亡北方，聚族以谋复仇。还有不少司马氏宗室逃亡在河南，为刘裕所深忌，所以特派刺客去暗杀司马楚之。可以看出，刘裕篡夺政权后，对司马氏采取屠戮手段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至于萧道成父子，“智识凡猥”，“本无大功于天下”，特别是代宋的基础也远较曹氏、司马氏、刘裕为差，所以即位马上杀宋顺帝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梁武帝的情况与萧齐不同。因为齐朝统治年限很短，只有二十四年，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子孙，差不多都被萧鸾杀尽。萧子恪一支出自武帝之弟豫章王嶷，明帝时即非屠杀的主要目标，所以萧衍能够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（以上对比分析，采用祝总斌同志说，附志感谢）。除去新旧王朝力量对比的优势之外，梁武帝对统治的信心还与他夺取政权时的年龄不无关系。宋齐开国之君即位的时候，在当时已算高龄。刘裕年六十五，代晋三年而死；萧道成五十三岁，代宋四年而死。都已到了所谓知命耳顺之年。而萧衍代齐时只三十四岁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正是“北方高凉，四十强仕”的年纪。这种情况，和刘裕、萧道成即位时充满桑榆迟暮之感，惟恐来不及巩固统治，生怕子孙不能守成，是迥乎不同的。加以新旧王朝力量对比悬殊，所以萧衍即位时满怀信心，丝毫不惧怕萧齐宗室造反，反而能够宽大为怀了。宋代叶适《习学记言》三三论梁武帝与萧子恪语，也注意到他与刘裕、萧道成之不同。但叶适说：“刘裕惩创司马复兴，遂殄灭无遗育，而萧道成效之。及其甚也，鸾以庶代宗亦然，哀哉！梁武号粗有识，宜其不忍为也”。叶氏对萧衍的观察分析，只从人情的忍与不忍着眼，显然是没有触及要害了。第二，在对待佐命功臣方面，梁朝也与前朝有所不同。宋齐开国之君即位不久就死去，继位的皇帝对开国功臣特别是武将多所疑忌，如宋文帝杀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；齐武帝杀垣崇祖、张敬儿。因为这些人对开国之君而言，或者比肩共事，或者效死疆埸，才成为开国元勋。继位的皇帝因而感到他们功高震主，形成威胁。萧衍夺取政权后，却没有诛戮功臣的事，这可能由于以下原因：一、萧衍重要的佐命文臣，如范云、沈约，虽然在齐朝竟陵王子良的西邸时，都曾与萧衍并肩为“八友”成员，不相上下。但范沈当时都是以文义见长，没有什么政治实力。他们在萧衍夺取政权前后，起过参谋顾问作用，却并不对新政权形成任何威胁。所以他们并不构成梁武帝疑忌的对象，而是倚靠的力量。二、重要的武将，如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、曹景宗等，原都是受禅以前早已追随萧衍的部下。新政权建立后，他们加官晋爵，只有更为尽忠于皇室，不会对帝位有任何野心。《隋书》四十《王谊传》有一段故事，对于了解萧衍很有启发：“开皇初，上（隋文帝）将幸岐州。谊谏曰：‘陛下初临万国，人情未洽，何用此行？’上戏之曰：‘吾昔与公位望齐等，一朝屈节为臣，或当耻愧。是行也，震威扬武，欲以服公心耳。’谊笑而退。” 这段话虽然是隋文帝的戏言，但不能不承认也透露他心底的某些顾虑。而萧衍即位以后，则是不存在这种顾虑的。所以他既不须像杨坚那样“震扬威武”，也不须像宋齐嗣君那样诛杀大臣之多而且酷了。第三，在选拔人才进行统治方面，梁武帝时期更有不同于东晋宋齐的显著特点。现在分别就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和集团，分析梁朝五十年中他们在政治上所起不同作用，从而考察梁武帝重用哪些人以及这种用人政策的结果。东晋宋齐以来士族中的高门，到梁朝仍然保持其优越的社会地位。梁武帝也和前朝的皇帝一样，承认并且尊重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。梁武帝在受禅以前，就曾上表说，“谱牒讹误，诈伪多绪。人物雅俗，莫肯留心。是以冒袭良家，即成冠族”。说明他是要努力保持谱牒的准确，维护“冠族”的纯洁，以利于维持门阀制度。天监五年又下诏，“凡诸郡国旧族，邦内无在朝位者，选官搜括，使郡有一人”。所谓“旧族”，当然也是指几百年来的门阀而言。杨公则在湘州，“所辟引皆州郡著姓，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”。梁武帝改革官制，把旧日的一至六品官分为十八班。据《隋书·百官志》所记梁制，列于每班之首的，大抵属于清官。又设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五品勋位等。其目的不外从制度上区别清浊，以巩固门阀贵族的地位和势力。梁武帝即位后，即与琅玡王氏通婚，为简文帝娶王俭曾孙女，嫁妹于王导六世孙。侯景据寿阳后，气焰嚣张，公元548年请婚于高门的王谢。梁朝这时已濒于覆亡，但梁武帝仍然向侯景说，“王谢门高非偶”要保持门阀的尊严，表示自己无能为力。这种精神，和南齐时纪僧真乞作士大夫时，武帝说“由江谢，我不得措意”，以及纪僧真所谓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”，仍然一脉相通。以梁代的琅玡王氏为例，王筠认为没有人家“七叶之中名德重光，爵位相继，人人有集，如吾门世也。” 沈约自诩“少好百家之言，身为四代之史”，也赞叹王氏“自开辟已来，未有爵位蝉联，文才相继，如王氏之盛者也”。东晋以后，刘宋到梁这80几年中，三易朝代。当易代之际，官位已高的高门大族人物就遇到一个矛盾：尽忠于旧王朝，抵制新王朝；还是背弃旧王朝，投向新的统治者。抵制新朝则政治上受挫折，虽然旧日门阀所享受的优越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动摇。投向新朝则增强政治势力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和巩固门阀地位，但必然遭到讥刺。南朝的侨姓高门，后来每以王谢袁萧并举为大。实际兰陵萧氏只是由于齐梁皇室所出而升格，王谢袁才是两晋甚至后汉以来典型的高门。这三家已有官位的人，在易代之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在上述两条道路中，往往有不同选择，但究以投向新朝者为多。如谢晦、王弘、王昙首等投向刘宋，王俭、谢超宗等投向萧齐，而像袁粲那样坚决忠于刘宋旧王朝，拒绝与将要夺取政权的新统治者萧道成合作的，终属少数。梁朝建立后，齐时已起家入仕途的，王氏如王亮、王莹、王瞻、王志、王峻、王暕、王泰、王份，谢氏如谢朏、谢览，都在新朝作了官。虽然个别人起初也多少有过不合作的表示，如王亮、王志，当萧衍讨伐东昏时，“义师至新林，内外百僚皆道迎。其未能拔者，亦间路送诚款。亮独不遣”。“义师至城内，害东昏，百僚署名送其首。志闻而叹曰，‘冠虽弊，可加足乎？’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，伪闷不署名”。谢朏虽然以宋朝侍中身份拒绝解玺给受禅的齐高帝，但终于先后在齐梁两朝入仕。齐梁之际的袁昂，尤其是易代之际高门人士行动的典型。他的行为，说明高门甲族重自己的门户甚于王朝，首先考虑是如何保卫家门，而不是尽忠王室。《梁书》三一《袁昂传》载，昂在齐末任吴兴太守，“永元末，义师至京师，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，昂独拒境不受命”。“建康城平，昂束身诣阙。高祖宥之不问也”。萧衍讨伐东昏时，尚未表示要取而代之。但当时形势已很明显，因为萧衍从襄阳出兵时，已经公然以武王伐纣自命了。袁昂起初对萧衍表示不合作，但终于投降，仕至侍中司空尚书令。笼络高门是梁武帝的一贯政策，所以他手书晓喻袁昂说，“今竭力昏主，未足为忠；家门屠灭，非所谓孝。忠孝俱尽，将欲何依”。又说，“朕遗射钩，卿无自外”。袁昂回答萧衍，虽然说“况食人之禄，而顿忘一旦。非惟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”。实则衷心为家族计，力求保存门户。 所以袁昂临终告诫诸子云：“吾释褐从仕，不期富贵。但官序不失等伦，衣食粗知荣辱，以此阖棺，无惭乡里。往忝吴兴，属在昏朝之际，既暗于前觉，无识于圣朝，不知天命，甘贻显戮。幸遇殊恩，遂得全门户”。他谆谆不忘的，主要在于门户乡里。袁昂在他的《古今书评》里说，“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，纵复不端正者，爽爽有一种风气”，反映出他对高门的看法，认为高门子弟就是高人一等，与众不同。尽管袁昂对梁武帝每每自称“东国贱男子”、“东国贱人”，实际陈郡袁氏为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，袁昂临终诫子的话，正全是高门大族口吻，贱字不过是谦词。陈郡袁氏的社会地位远在梁武帝的兰陵萧氏之上。袁昂之所以特别自加贬抑，恰恰反映高门盛族自视之高，以及竭力避免新朝皇帝猜疑的顾虑心理。袁昂诫子又云，“圣朝遵古，知吾名品，或有追远之恩（指追赠官爵）”。所谓“遵古”及“知吾名品”，就是指萧衍尊重门阀制度，了解袁家的社会地位，和拉拢高门大族的态度。在这一点上，萧衍与袁昂可以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。姚思廉在史臣论中说袁昂“抗疏高祖，无亏忠节，斯亦存夷叔之风矣！终为梁室台鼎，何其美焉”！这样评论，无异于对袁昂的讽刺。而这种讽刺，可以说适用于王谢等高门中的一系列人物。梁武帝维护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，尊重高门士族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确实在梁朝做了高官，如王亮官至中书监，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，王瞻、王峻、王份官至侍中，王志官至中书令，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，王泰、谢览官至吏部尚书，谢朏官至中书监，袁昂官至尚书令。但是，这些高门甲族担任的官位虽然不低，却只停留在虚名上，在梁朝不能算政治上的实权派。所以形成这种情况，有其历史原因。姚察曾说：“魏正始及晋之中朝，时俗尚于玄虚，贵为放诞。尚书丞郎以上，簿领文案，不复经怀，皆成于令史。逮乎江左，此道弥扇。……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，未尝省牒。风流相尚，其流遂远。望白署空，是称清赏。恪勤匪懈，终滞鄙俗。”王敬弘的故事，见于《宋书》六六本传：“元嘉三年，为尚书仆射，关署文案，初不省读。尝豫听讼，上问以疑狱，敬弘不对。上变色，问左右：‘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？’敬弘曰：‘臣乃得讯牒读之，政自不解。’上甚不悦。”这种风气，到梁时更加泛滥。颜之推描述得好：“梁朝全盛之时，贵游子弟多无学术。”“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，大冠高履，出则车舆，入则扶侍。”即使是“文学之士”，他们“品藻古今，若指诸掌，及有试用，多无所堪。居承平之世，不知有丧乱之祸；处庙堂之下，不知有战阵之急；保俸禄之资，不知有耕稼之苦；肆吏民之上，不知有劳役之勤，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”。王谢盛族虽居高位，不亲事务。而梁武帝的政策，也正是一方面争取门阀士族的拥护，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，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摆饰，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关心“簿领文案”的人来进行统治。这些人是从士族的中下层亦即门第不高的所谓次门、后门、寒门中来，这种士人称为寒士，但不能与寒人、庶人或寒庶混为一谈。《通鉴》一四五（天监二年，公元503）有一段关于梁武帝统治前期用人的记述，作了很好的概括：“五月丁巳，霄城文侯范云卒。云尽心事上。知无不为。临繁处剧，精力过人。及卒，众谓沈约宜当枢管。上以约轻易，不如尚书左丞徐勉。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。舍雅量不及勉，而清简过之。……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勉或时还宅，群犬惊吠。每有表奏，辄焚其稿。舍豫机密二十余年，未尝离左右。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。”《通鉴》此文所举四人之中，范云、沈约、徐勉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都来自士族里的中层或下层。沈约，吴兴武康人，祖先沈林子在刘宋时以军功起家，既是南人，又非高门。范云是东晋范汪的六世孙，但亦非士族中的高门。《梁书》二十《陈伯之传》云：“河南褚京师之薄行者。……高祖即位，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好，坚距之。益怒，私语所知曰，建武以后，草泽底下（《通鉴》一四五作下族）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？”褚当是河南阳翟褚氏，与褚渊一家，是有名的大族。 （沈约画像）他所谓草泽底下，看来就是针对拒绝接待他的范云而发。沈范两人都是萧衍的旧友，而徐勉就不同。他是东海郯人，《梁书》二五本传说他“幼孤贫，早励清节”。徐勉诫子书也说，“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贫素”。《南史》六十本传载，“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。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。帝敕之曰，卿寒士，而子与王志子同迎，偃王以来未之有也”。《梁书》二一《江蒨传》，“济阳考城人。曾祖湛，宋左光禄仪同三司。父，齐太常卿，并有重名于前世。……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，在位者并宿士敬之。唯蒨及王规（王俭之孙）与抗礼，不为之屈。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，蒨不答。景再言之，乃杖景四十，由此与勉有忤。……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，二人并拒之”。同为东海郯人的宋代徐羡之，被王华目为“中才寒士”，见《南史》二三《王华传》。从这些事实，可知东海徐氏门第远在琅玡王氏、济阳江氏之下，被目为寒士。犹之东莞莒人刘祥是刘穆之之后，也被褚渊骂为寒士，见《南齐书》三六本传。徐勉出自士族中的寒门、次门，比较起来还善于处理实际事务，因此为梁武帝所任用。周舍是汝南安城人，周的八世孙。他虽属第一流高门，但和何敬容相似，明习吏事，所以参预机密二十余年。《通鉴》一五八说，“自徐勉（大同元年，公元535）周舍（普通元年，公元524）既卒，当权要者，外朝则何敬容，内省则朱异。敬容质慤无文，以纲维为己任。异文华敏洽，曲营世誉。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。”何敬容庐江人，父祖都有名于前代。“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选尚齐武帝女长城公主”，是出身于第一流门阀的。但何敬容之受到梁武帝重用，却并非由于他的家世或高门的特点，而是由于他“久处台阁，详悉旧事。且聪明识治，勤于簿领。诘朝理事，日旰不休。自晋宋以来，宰相皆文义自逸，敬容独勤庶务，为世所嗤鄙”。《梁书》三八《朱异传》说：“自周舍卒后，异代掌机谋。方镇改换，朝仪国典，诏诰敕书，并兼掌之。每四方表疏。当局簿领，咨询详断，填委于前。异属词落纸，览事下议，纵横敏瞻，不暂停笔。顷刻之间，诸事便了。”朱异吴郡钱塘人，顾欢的外孙，而顾欢“家世寒贱，父祖并为农夫”。 朱异出于士族的下层，所以他“轻傲朝贤，不避贵戚。人或侮之，曰，我寒士也，遭逢以至今日。诸贵皆恃枯骨见轻，我下之则为蔑尤甚，我是以先之”。朱异和徐勉出于同一阶层，徐勉竭力要“高攀”，和琅玡王氏、济阳江氏结亲，而朱异则采取蔑视这些高门的态度。侯景“请娶于王谢，〔武〕帝曰，王谢门高非偶，可于朱张以下访之”，这个朱张并非朱张顾陆的朱张，应当从《通鉴》一六一胡三省注的解释：“朱张谓朱异张绾之族也。”张绾，范阳方城人，是萧衍舅父张弘策的儿子，西晋张华的后代。《周书》四二《刘璠传》载，张绾在一次宴会上“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：‘寒士不逊！’璠厉色曰‘此坐谁非寒士！’璠本意在绾，而〔萧〕晔以为属己”。可见张绾虽骂别人寒士，自己也被目为寒士。《南史》五六张绾的哥哥张缵传也说，“缵本寒门，以外戚显重，高自拟伦”。他对寒门人士特为留意，任吏部尚书，“其后门寒素，有一介皆见引拔，不为贵要屈意”。张绾则两任御史中丞，本传说他“再为宪司，弹纠无所回避，豪右惮之”。 张绾大约能够躬亲事务，与周舍、徐勉、何敬容、朱异是同一类型人物，所以受到梁武帝的信任，担负了御史中丞这样烦重的职务。萧衍把张家与朱家并提，说明张家门第远不能和王谢相比，属于寒门。张氏兄弟属于寒士，是较低的阶层。从以上论证，可以看出，梁武帝比较注重吏治，所以不委政于王谢，而重用何敬容、朱异这一些人。叶适《习学记言》三二驳正梁武帝委政群小的批评，说“何敬容自是吏手，朱异未为蠹政”，这话确是公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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